蔡乐群登山
  


　　蔡乐群和他的同伴

  

何加林为蔡乐群画的“双牛图”  

  

蔡乐群的工作室  

 

 蔡乐群

  口述 蔡乐群 整理 洪校生

  有人嚼舌头：你们懂不懂？这种长不大的人叫“锁子骨”，他的肉和骨头可以做药呢。

  

  

  1961年9月，我出生在浙江省富阳县大源镇庙山岭一个农民家庭。一个阿哥，三个妹子，我是老二。另外四姐妹身体基本正常，只有我长不大。我先天不足，毛病也多，再加上困难时期营养不良，从6岁开始，我就僵住了，身高永远停留在了儿童时代。

  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成为村里一大奇观。走出家门，耳边总有人说长道短，更有人嚼舌头：“你们懂不懂？这种长不大的人叫‘锁子骨’，打他不会疼的。他的肉和骨头可以做药呢。”

  我听了非常害怕。

  我的阿爹有苦中作乐的本事。一有空，就拎出那把二胡“杀田鸡”。后来，干脆挤进当地剧团乐队混饭吃。全家的生计就落到了姆妈一人身上。

  姆妈养猪，得了饲料票，买来猪饲料给全家人当主食吃。猪饲料被人吃了，我们姐妹五个就得去捋猪草，让猪好歹也得个温饱。

  每天傍晚，生产队里收了工，姆妈开始上山“加班”。人们总是在乌夜黄昏看到她挑着一担毛柴刺柴摇摇晃晃地往家赶。有一天姆妈在山上摔了一跤，扭了脚踝伤了腰，半夜三更人还没到家。左邻右舍帮着上山找人。结果，在山沟里找到了她。一见到姆妈，我吓得号啕大哭。姆妈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儿子啊，你哭什么呢？姆妈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你不要怕，姆妈会养活你的。

  也许造物主觉得委屈了我，作为弥补，把阿爹的艺术细胞和姆妈的坚韧品格一齐凝聚到了我这个不到一米的小小身躯里头，让我成为了后来的我。

  父母是有远见的，宁可自己节衣缩食，想尽办法供儿女读书。所以，我有幸读完了高中。

  

  

  师傅叫蔡定山，画得一手好画，细心善良。他是我离家独立生活的第一根精神支柱。

  

  我高中毕业那年，阿爹硬着心肠作出决定：把我送到离家15里的偏僻寺院——灵岩寺去拜师学艺。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11月11日，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带着一只蛇皮袋，独自去了灵岩寺。工艺美术厂就在寺院里头。

  师傅叫蔡定山，画得一手好画，细心善良。有一天，我从家里回到厂里时，眼睛红肿。蔡师傅就问：“你的眼睛怎么回事？”我说路上被风沙吹的。其实呢，是在翻过山梁时，坐在山顶上望着自己的来路，独个儿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蔡师傅似乎晓得我的心思，不再多问，只安慰一句：“不要着急，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蔡师傅让我从最基本的临摹入手。那时市场上还没有芥子园画谱，蔡师傅每周给我一张他自己的画稿，让我反复临摹，从中寻找线条的感觉，训练手眼配合和对物象形体的把握。

  我与烧锅炉的师傅同住在一间极小的斗室里修炼。每天早晨，天还没亮，烧锅炉的师傅就起来了，等他出门，我也不声不响地起来，点上蜡烛开始用功。

  工艺美术厂承接各种绘画业务，山水人物花鸟各类杂项样样都要学习。作为画师，必须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我非常刻苦，把这些吃饭的本事全部学了一遍。还有幸交上了一批好朋友。就是工艺美术厂里的那些朝夕相处的忘年之交。

  除了蔡定山师傅，还有何永定先生、朱瑚先生、凌晨先生、石汉老人……

  

  有人寻到我的床前，呼地一记掀开被头，看西洋镜一样看我。我躲不胜躲。

  

  学手艺苦，我不怕。我最怕的是被人围观、嘲笑和欺侮。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只有躲在画室里或者在自己斗室里才算是个人。一出门，别人就把你当怪物看了。总是有人会想方设法作弄你。所以，我不敢轻易出门。

  我在灵岩寺工艺厂学画时，周边村子的人听说来了个长不大的小人，像赶来看露天电影一样地每天都来围观我。我又自卑，又无助，又害怕。但我无法回避。

  工艺厂里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放起来屏幕上雪花漫天飞舞，四村八庄的人仍旧兴致勃勃地赶来看电视。看不到好节目，就来看“奇人”。我晓得自己会有麻烦的，早早躲进被窝里睡了。有人寻到我的床前，呼地一记掀开被头，看西洋镜一样看我，嘻嘻哈哈地当众捉弄我。弄得我手足无措，躲不胜躲，防不胜防，一点法子都没有。我只有抓住被头缩在床头角落里浑身发抖。

  有一次阿爹来看我，我忍不住哭了，央求着要跟他回家。阿爹坚决不同意，告诫我：“你自己一定要想清楚。你个头那么小，又没有力气，不学点手上的技术，以后谁来养活你呢？记住：不管受多少苦，你一定要忍牢！熬出头就好了。”

  阿爹回家，把我的处境告诉姆妈。姆妈说：让他回家吧！我也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外头，我们以后饿肚皮讨饭也宁可在一起……

  我得知姆妈的这番话后，反而坚强起来。暗暗同自己说：你一定要学好，要走自己的路！不管眼前如何吃苦，你都必须熬过去！

  第二年初夏，我终于能在工艺品上试着绘画了，并且画得不错。师傅们为我高兴，我也为自己高兴。

  我第一次从工艺美术厂里领回的工钱，数目是26元。那是1979年，家中并不富裕。我用这笔钱给家里买了一双盛稻谷的箩筐，还给姆妈买了些织毛衣的绒线。别说有多高兴了！我能自食其力了，以后可以不连累家庭和社会了。

  

  

  学画让我逐渐战胜了自己，无论遇到多少难堪，我回家后，都能专心看书画画。

  

  1981年，工艺美术厂从灵岩寺迁到富阳镇上，我们这些绘画临时工也随迁到富阳镇。当时新厂房还没竣工，没装电灯，只有画室车间因业务需要暂时先用。晚上，黑灯瞎火的，我们只能睡在画室里的桌子上。

  1985年的一天，浙江省副省长李德葆来工艺美术厂视察工作。

  李副省长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作了特别指示，有关部门给我转了户口，正式招入工艺美术厂，从事绘画和工艺品设计工作。我非常珍惜，加倍努力，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画艺也有更大长进。

  尽管这样，在别人眼里，身高不足一米、体重只有30斤的我，仍旧是出现在视平线以下的奇人异事。我在大街上常常会被人调笑，甚至有人会用双手夹着我的头，拎得我离开地面，晃来晃去。

  这种时候，我心里流着泪，还要偷眼看看旁边有没有我们村的人，怕他们看到了为我说话，可能会与路人引起冲突打架。或者，他们回去告诉我的父母，会使他们心里难过。

  学画之后我意识到，人有生理缺陷和各种缺点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拥有一种健全的人格。我觉得残疾人的艺术作品同样也是完整的、完美的。我的精神支撑力变得愈来愈强大了，眼界也愈来愈宽广了，心情变得乐观、平和、豁达。

  我逐渐战胜了自己。无论在外面发生了怎样让我难堪的事情，我都能够很快调整好心态，回家后，专心看书，或者画画。我的朋友圈迅速扩大。

  厂里没有宿舍，我被暂时安排在厂房楼梯口的小厕所里。我把小厕所稍加布置，放了书桌，竹书架，铺了床，墙上贴些古人碑帖之类，以此遮盖了厕所的一切迹象。

  朋友们觉得我乐观开朗，与我在一起聊天蛮有趣。我的交往圈子扩大了，书友画友以及电视台的一些年轻播音员主持人常常到我的斗室里来吃茶聊天，一叙就是半夜。我的斗室成了年轻人的聚会场所。

  

  

  我与两位小姐妹共处一室，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四个年头。

  

  1993年下半年，政府实行住房特困户照顾政策。我申请后，有幸成为第一批照顾对象，分给我一间26平方米的调配公房，在花坞路。这是一幢四层的统阳台的房子。我略加粉刷装潢，倒也像样。外间是厨房，内间是卧室兼画室，窗外有一棵水杉树，绿得让人心醉。

  二妹石云到家里同住，为我烧饭做菜。1995年，二妹怀小孩，不能再来为我烧饭。我结识的朋友中，有两位小姐妹主动来到了我的居室。

  两位都在富阳镇上工作，一个在媒体当主持人，一个在宾馆做服务员。当时她们合租挤在鹳山脚下一间极其窄小的斗室里，不能烧饭。和我交往多了，互相都很投缘，就合计与我组成临时家庭，助我生活不便。我心里是非常感激的。我把床铺让给她们睡，我自己就睡地铺。

  我与两位小姐妹共处一室，三人相依相伴，相互关怀，相互帮助，休息天，一起去外地游山玩水。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四个年头。她们是我的红颜知己，也是我的生活助理；我是她们的带头大哥，也是她们的精神支柱。

  有时，她们在外面遇到伤心事，想不开，就回来向我诉说，我就耐心开导她们，宽慰她们，让她们重展笑靥。连她们自己也感到奇怪：你个子那么小，照道理是应该我们来照顾你的，而我们却总是要你来照顾。真是难为情。

  在她们眼里，我虽然个子小，却是敢于承担责任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和我在一起，她们觉得不会受到伤害，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而我呢，总觉得这是我应该做到的本分。我平常日脚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幽默随便，轻松自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以自己的本色呈现在她们面前的。她们当然一点压力都不会有。其实，日常生活料理也亏得她们帮忙，让我省去多少麻烦。

  

  

  也有意外的乐趣。到朋友家串门，朋友家的小孩总喜欢缠着我玩，把我当玩伴。

  

  你说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具体困难？当然是有的。我尽量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点，困难也就少一点。生活弄得越复杂，困难就越多。

  1993年，我被调到富阳县文物馆工作了，我的办公室，是文物馆大门进来右手第一间。领导给我配置的办公桌，是一张古色古香的红木大茶几，铺上毛毯可画画，撤去毛毯就办公，又当办公桌又可当画案。还配了一张小矮凳，旁边的几张凳子也与小矮凳配套的，以便朋友们常来坐坐。

  日常生活中，不方便的地方更多。比方说，衣服很难买。只有到儿童服装店才有我合适的尺寸。可是儿童服装太花哨，我穿不来，只好买些儿童尺寸的运动服，勉强能凑合着穿。当然，我也有意外的乐趣。到朋友家去串门，朋友家的小孩总喜欢缠着我一起玩。他们把我当玩伴。而且我们往往很合得来，我这个老顽童和他们玩得特别开心。

  我的个头太小,连灶台都够不着，一日三餐就是个问题。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没有自己开伙做饭，开头住在厂里，吃食堂饭。后来是妹妹和那两位小姐妹帮忙。

  几年之后，我的小妹来到富阳镇上，又住在我家，我的生活杂事就由小妹接手料理。看我小妹长住下来了，两位小姐妹就先后离开了，我们的临时家庭到此为止。但我们互相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至今仍旧保持联系。

  当然，我自己也学会了烧菜做饭，做面条。但平时做得不多。

  省残联领导曾给我介绍过一个外地的袖珍姑娘，人很漂亮，知书达理，也很投缘。交往也有好多年了，我曾陪着她游玩过一些名胜古迹。我们至今仍有联系，但我始终没有进一步的想法。我的性情比较散淡。我对许多事情已经看开了。我比较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姐妹组成真正的小家庭呢？

  其中有木佬佬原因。阿爹和姆妈相继去世之后，我成了大家庭的精神支柱。我的四个兄弟姐妹都成了家，有自己的子女。我不成家也没什么关系，淡化了建立个人小家庭的念想。

  你看，现在我家的装修设备全都是照我的身高尺寸设计安排的，煤气灶和厨房设施装得特别低，自己动手做饭够得着。所有的家具都放低了尺寸。多大的客人来了，也只好跟我平起平坐。那只古色古香的长搁几是朋友送我的，四只脚下面一段都霉烂了，索性锯掉了一段，矮了不少，倒像是为我定做的，愈加发靥。只有抽水马桶没办法定做，我坐上去，只好让两只脚悬空挂在上面。这也算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吧，已经习惯了。人啊，不要老是给自己出难题、添烦恼。让生活简单一点，精神充实一点，就好了么。

  

  

  文物普查下乡，跋山涉水，老陈他们走一步我必须快走两三步，才能跟上。

  

  调到县文物馆工作后，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文物普查和保护。我是真心喜欢这门行当的。每次外出普查，我就凭着手中这一支笔，凭着我的观察和写实能力，在第一现场记录了家乡富阳城镇村落中几乎所有的文物古迹。

  原本计划四年完成的工作要在两年内完成，我们几乎天天下乡，风雨无阻。文物馆总共10个人，编成三个组。我和书记老陈、阿花编在第三组。

  我们如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跋山涉水，走村串巷，甚至攀到海拔近千米的峰顶。我个头小，老陈他们走一步我必须快走两三步，才能跟上。

  但我脚力还是不错的。那年龙门镇组织登山活动，参加的人多啊。许多人爬到半山里，就爬不动了，我却登上了杏梅尖。快到山顶时，有几个朋友看我爬得吃力，要背我上去。我不肯。让他一背，我这不是前功尽弃了么？

  在野外文物普查时，我常常被误认为是小孩，一些善良的村民会说：“这么热的天出来干活，还带个小孩来。受罪啊！”有些老婆婆眼睛花蒙蒙的，甚至会牵着我的手到灶间去拿些花生、糖饼来给我吃，让我十分感动。碰到年纪80岁以上的老人家，我总要为他们拍照留念。

  因为我们要到平常不大有人出没的角落里钻来钻去，下乡时我们都穿着旧衣裳，手里拿根别狗棒。村民们有时把我们当成偷文物的贼骨头，经常来查问。看见我们的打扮，狗也特别凶。

  那次到老山坞村普查，那群狗凶啊！以为我们这些叫花子要去侵犯它们的领地了，一大群狗聚在一起，朝着我们又蹦又跳汪汪大叫。阿花吓得腿脚发软，想逃又不敢逃。我一看苗头不对，连忙趴在地上，装成老虎的样子向它们发出“嗬嗬”的吼声，哪里晓得它们也像我一样趴下来，嘴里发出“嗬嗬”的吼声。阿花吓得大叫，亏得旁边屋子里跑出几个农妇，纷纷喝住了自家的狗，才为我们解了围。

  我做事情有个习惯，一旦进入状态，可以不睡觉，连夜要把它完成。我每天晚上挤出时间把当天的工作日记坚持写下来，积累了很多地方风俗文史资料，撰写成了2万多字图文并茂的古建筑普查材料文本。

  后来，我这本私人日记偶然被同事看见，发现竟是忠实记载文物普查工作的一个更加完善的版本。征得我的同意，就付梓刊印。结果，这本私人日记影印本转化成单位荣誉，上报到省里，得了一个意外的奖项——浙江省文物普查成果奖。我也被评为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之后，我又参与了《富阳市志》的续编与《富阳的祠堂》、《富阳的古民居》等书的编撰工作，我感觉忙得特别充实。

  1994年1月，姆妈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我因为工作太忙，没能花很多时间去医院照顾姆妈，我很长时间不能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我欠姆妈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2010年9月6日晚，朋友们为我在杭城隆重举办了一场50岁生日聚会。

  

  2005年盛夏，我与何加林等艺友到衢州书院参加书画茶会，与加林兄清谈间，得知我俩都属牛，我就跟他说：“你长得玉树临风，艺术又有建树，可谓大牛；我形髓矮丑，画画进步又慢，不敢称牛，要称也只是个蜗牛。”他听后大笑，说：“蜗牛有恒心。”

  后来，在每年的杭州市美协工作会议期间相遇，他总会把我俩这个“大牛”、“蜗牛”的趣事提起，并且说给旁边的人听。一次开会，他坐在我对面，我发了个短信给他：“愿为我画个小蜗牛？”他回信：“好的，让我回去想想。”某年夏天，我去乡下，捉到了一对看上去比较漂亮的蜗牛，用手机拍成照片，发了过去，有意提醒他一下。中秋，我又发了一条短信给他：“犀牛能望月，蜗牛焉不能望乎。”回信是：“蜗牛望得更高、更远。”几天后，收到了加林兄的彩信：一幅牛画的照片，并附言：“画已成。”

  这幅画叫《双牛图》，水牛在下，蜗牛在上，并以蜗牛的角色语言题句：“尔能上来否？同是牛，各见其能耳。”

  2010年9月6日晚，朋友们为我在杭城隆重举办了一场50岁生日聚会。那天贵客云集，浙江交通之声的阿宝、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演员薛淑杰、导演亚妮，更有书画界的名流周沧米、张耕源、朱颖人、何加林、吴静初、陈吉生、池沙鸿、张赤、钱大礼等一大批友人，杭州市一位副市长也到场祝贺。

  席间，我的答谢发言让现场众人感叹不已。我做梦也不敢相信，眼睛一眨，我就50岁了。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而我的身体仍旧停留在儿童时代，真是令人百感交集。此时此刻，我很想念我的父母。可惜，父母大人早已离我而去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牵肠挂肚了。

  我是一只小小的蜗牛。小小的蜗牛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扛着自己沉重的躯壳负重前行，用自己顽强的精神达到一个个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